在时人眼里，所谓“社会科学”基本上是指马克思主义学说。人们思考中国现代化问题时，经常会借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理论与方法。

　　放眼中国近代史，现代化建设是在颇为复杂的内外环境中进行的：

　　首先，如何继承清代以来形成的疆域版图，并在此基础上整合边疆地区与中原腹地，保证主权的完整与国家的统一。

　　其次，如何突破传统王朝的“皇权不下县”与授权地方士绅阶层进行基层治理的模式，在全国范围建立具有现代国家雏形的组织、动员、汲取机制，进而开展各项现代化建设。与之相关，如何建立较为完备的、让大多数民众能够真正参与其中的民意表达与政治参与制度，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再次，随着近代中国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列强不断对华进行商品与资本输出，甚至不时有“瓜分中国”之念，民族资本主义在这般环境下显得步履维艰，这让国人必须严肃地思考如何才能有效抵御外侮。

　　正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面临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就此问题展开了多方探索与思考。回顾这一个个历史片段，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与现实、展望未来与发展，不无参考和借鉴意义。

“笔锋常带感情”

　　历史学家罗荣渠曾说：“从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来看，近百年来为振兴中国而进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运动，都可统称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运动。”就此而言，虽然现代化这一名词在20世纪30年代才在中国知识界流行起来，但属于现代化范畴之内的言说早在清末便已出现，与近代中国人一面开眼看世界、一面剖析中国内部症结相伴而行。

　　从洋务运动起，不少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西方列强之所以侵略中国，除了坚船利炮，更与其政治组织与社会动员能力有关系。因此，在官员奏疏和民间议论中，有关改革官制、广开言路、淘汰冗员、变更铨选标准、裁撤无用机构、设置新机构、厘定央地关系、遍设新式学堂等内容得到反复谈及。时人常从“通上下之情”的角度来理解近代民主政治，认为此制可以提高行政效率、保障政令实施、激发绅民爱国之心、矫正现存制度之失。

　　此外，洋务派还呼吁培养精通西文与格致之学的人才，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高国防能力尤其是加强海军建设，铺设铁路与电报以及熟悉近代经济竞争的底层逻辑，防止中国的利权不断丧失。这些内容，直指当时中国政治衰颓、经济落后、主权沦丧的严峻现实。

　　辛亥革命前，随着大批知识分子东渡日本，或是进行政治活动，或是进入各类学堂求学，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深度与广度得到了质的提高。在舆论界影响极大的梁启超，通过“笔锋常带感情”的文章，向国人介绍古今政治得失、寰宇政经形势、近代新学梗概，强调培养国民意识与政治能力的重要性，希望国人具有现代眼光与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事业之中。

　　借由《灭国新法论》《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等文章，梁启超告诉世人：19世纪中叶以降，世界政治进入帝国主义列强争霸的时代，对内施行政治集权与经济垄断，对外积极进行扩张。在此情形下，如若不加紧进行经济建设、改变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培养起独立自主的国民意识，那么将很难在这一愈发残酷的世局下生存。

　　当时与梁启超展开政治论战的革命党人，以章太炎、朱执信为代表，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则开始尝试反思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揭示在资本主义体制里饱受剥削的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扩张行为，探索建立体现平等与公正的制度体系。

北方吹来的风

　　伴随北方吹来十月的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毅然从文化精英圈子中走出来，将视野投射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身上，通过分析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结构，思考彻底改变其生活现状的道路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向中国知识分子介绍了资本、阶级、帝国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等概念，系统揭示了中国所面临时代危机的本质与无产阶级所遭受压迫的根由，以及如何动员、组织新的政治力量的方法。它让中国知识分子不再将救亡的希望寄托在旧式武人、政客身上，也不再将由东西方列强所主导的不平等的世界体系视为理所应当，而是探讨如何依靠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重新改造社会与国家，让中国真正摆脱近代以来的衰微之势，让广大人民获得名副其实的政治参与感。

　　其中，以李达、瞿秋白、恽代英等为代表的早期中共理论家，注意到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输出资本与商品、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操纵中国国内政治势力等现实问题，进而思考在这样的时势之下中国内部社会各阶层的基本特征与态度，并从实现民族解放运动的角度出发组织、发动新的政治力量。

　　从社会传播的角度来看，这些声音向人们揭示了当时中国各方面的症结及其解决之道，许多描述符合大多数人日常感知到的时代特征。比如，列强在华“高人一等”、农村经济破产、国货难以振兴等，因而获得了极大的认同。

　　章太炎曾说：“凡所谓主义者，非自天降，非自地出，非摭拾学说所成，非冥心独念所成。”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引起广泛回响，说到底是因为“正以见有其事，则以此主义对治耳”。

实现独立自主

　　放眼世界，1929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让世人越来越认识到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体制弊病丛生。苏联的经济建设与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包括英国的凯恩斯主义作为替代方案，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1933年，上海《申报月刊》刊载“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在知识界掀起了一股讨论现代化的风潮。《申报月刊》发问：列国先后发生产业革命，经过现代化的历程，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在目前又因全世界空前的经济恐慌破绽百出，正在那里发生动摇。中国今后的现代化，应当继续走它们的老路，抑或另寻新路？

　　参与讨论的人认为，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深刻把握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对内，自然是国府统治弊病丛生，工业底子非常薄弱，地主豪绅鱼肉乡里，广大农民饱受剥削；对外，帝国主义列强视中国为砧板上的肥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觊觎华北，外国金融资本横行国内，市场上洋货甚为泛滥。凡此种种，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很难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来集聚经济力量，逐渐改善政治状况。

　　参与讨论的人虽然政治、文化立场各有特点，但多数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依附于帝国主义列强，政治与经济建设须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同时并行。让中国经济摆脱半殖民地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他们还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体现更多的社会主义元素，即不效仿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的原始积累过程，而是参考苏联的经济建设经验等，将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交由国家经营，集中力量发展基础工业。在提高生产力的过程中，需注意平民百姓的利益，做到孙中山所说的“节制资本”，调整不合理的土地分配结构。

　　与之相关，有人认为应优先发展工业，有人认为应着重保障农业，但论争背后都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经济侵蚀农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计艰难、帝国主义列强支配中国经济命脉、金融资本主导经济走向、城市发展呈现畸形化的强烈担忧。

　　这场讨论，还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有着紧密关联。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未来的革命道路，左翼知识分子积极翻译、撰写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著。在时人眼里，所谓“社会科学”基本上是指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样的知识氛围下，人们思考中国现代化问题时，经常会借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理论与方法。

　　总之，无论知识背景、政治立场有何不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都对中国所处的列强环伺的环境甚为忧虑，强调实现名副其实的独立自主是现代化的关键。随着对世界大势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对资本主义的特征和本质的认识越来越透彻，社会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可以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探索现代化之路，就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断传播、生根、发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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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王锐（com6774澳门永利历史学系暨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王蓝萱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