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央组织部建部100周年。我们党创建之后，中央机关长期驻扎在上海。从茂名北路毛泽东旧居到成都北路中央组织部遗址，从1924年5月成立到1933年1月随中央机关迁至中央苏区改组，中央组织部经历革命的洗礼，在上海完成了形态的塑造、接受了精神的淬炼。

　　组织与训练必须是严密的、有纪律的——

　　我们党自创立之日起就把组织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党的一大、二大都安排专人负责组织工作。党的二大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我们党既不是一个“学会”，也不是一个“空想的革命团体”，而是要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推动革命运动的“群众党”，组织与训练必须是严密的、有纪律的。

　　1924年5月，党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必须使我们的党及其各个机关能有更明显的组织形式”，决定在中央分设组织、宣传、工农等部负责专项工作，并规定组织部由秘书兼任。由此，中央组织部正式成立。

　　凭借领导湖南党组织发展取得的出色成绩，毛泽东于党的三大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成员兼秘书，是中央组织部的第一任负责人。此时，他还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组织部秘书，是我们党在上海及苏浙皖赣地区具体推动与国民党合作的核心人物之一。

　　一方面，毛泽东积极贯彻党中央在国共合作初期的组织路线，将“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强调分清革命的敌人与朋友，积极支持国民党左派，勇于应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和破坏。

　　上海执行部在毛泽东等人的组织领导下，推进国民党党员登记工作，并在清理不合格党员的同时，注重吸纳革命青年。同时，在筹建国民党区党部、分部过程中，注重对党员的政治教育，有力地改变了国民党组织松懈涣散的问题。

　　另一方面，毛泽东和陈独秀联名签发第21号中央通告，提出“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对内对外发展，均与之有密切关系”，对加强组织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比如，组织会议不得间断，开会要讨论具体政治问题，做好组织工作规划，贯彻执行中央决议，定期报告工作情况，工作报告要全面明确，为国共合作时期正确推进组织工作理清了思路，为中央组织部的历史书写了开篇一页。

　　“把党从削弱涣散的现象中挽救出来”——

　　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1927年底，全国党员锐减至1万多人，保存下来的党组织也被迫转入地下状态。出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不久也因叛徒出卖而在上海英勇就义。

　　为重塑党的组织中枢，党的六大恢复中央组织部等中央机构，并任命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周恩来兼任组织部部长。据时任组织部干事黄玠然回忆，当时的中央组织部由部长、秘书和几名组织干事组成，先后担任秘书一职的有余泽鸿、恽代英、陈潭秋、何成湘。中央组织部的机关秘密设在成都北路的一座石库门房子里，周恩来每天清晨或深夜都要到这里阅读报告、听取汇报、解决问题。

　　中央组织部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改变了以往通过通告、决议督促地方工作的方式，进一步深入具体的人事安排和工作指导等，提出“党的组织工作是贯彻路线的保证，是实现路线的工作”，确立组织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原则。

　　一是在秘密状态下积蓄力量。1929年3月，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给各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夺取群众是“目前党的总的政治路线”。

　　一方面，强调党员不要环绕在党的机关周围，而要分散到工人群众中去，利用群众组织实现职业化、社会化，争取公开活动机会，积极开展党的工作。

　　另一方面，提出自下而上开展工作的思路，即首先建立基层组织，集中力量开展基础性工作，然后在基层组织上建立上级党组织，以防止党的机关变成空架子。

　　二是扭转组织涣散、思想混乱的状态。大革命的失败引起党员思想上的混乱，党内发生多起无原则的政治纠纷。其中，顺直省委和江苏省委的问题尤为复杂、棘手。

　　周恩来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思想教育入手，开展了切合实际又充分说理的批评，引导党员干部以向前看的精神求得纠纷解决，党内思想逐渐趋于统一，也进一步树立了中央组织部的权威。

　　三是推动干部的审查和调配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干部多到上海来找党组织。周恩来有时会亲自接待来自各地的党员干部，详细了解各地情况，并从政治形势、工作方法、具体工作开展等方面进行指导。

　　他还特意叮嘱“干部是革命的根本。没有革命的干部，就没有革命的事业，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强调要关心、爱护和教育干部。为此，中央组织部成立训练委员会，筹办干部训练班，拟定《中央短期训练班的办法》。1929年就举办了四期训练班，每期一二十人，时间1个月左右。

　　毛泽东曾给中央报告称：“红军中党代表伤亡太多，希望中央和两省派可作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来人。”周恩来批示中央组织部选派工人出身的党员予以支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燃眉之急。

　　经过中央组织部细致有序的工作，各地党组织得以逐步恢复，“把党从削弱涣散的现象中挽救出来”，党与群众的关系、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有了新的进展。到1930年9月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党员有12万多人，恢复了17个省委（省工委）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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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代晓光 李朋飞（作者单位分别为com6774澳门永利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

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钱梦童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