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俄罗斯全国哀悼日，悼念22日莫斯科近郊音乐厅恐袭事件遇难者。

　　矗立在事发地附近的视频屏幕上，显示着蜡烛图像和“悼念”字样。连日来，民众为遇难者献上鲜花。一封悼念信上写道，“请原谅我们（没能救你们）。”

　　“我感到非常沉痛。灵魂和心灵都被撕裂了。”27岁的莫斯科教师亚历山大对本报记者表示。

　　“虽然我不认识遇难者中的任何一位，但我和周围人都觉得，这如同自己失去至亲好友那样。”

悲伤记忆重现

　　亚历山大还记得自己上小学二年级时，脑海中那恐怖的一幕。

　　“那一年在别斯兰发生了一场悲剧。”亚历山大说，“我至今记得我们一家人是如何坐在小电视前，观看联邦频道播出的现场画面。”

　　“我躲在父亲背后，从他的肩膀后面往外看。很可怕！”亚历山大说，“我不明白这种残忍和不人道是从何而来的。”

　　别斯兰人质事件转瞬已过20年，对于莫斯科此次经历的新恐袭，亚历山大依然感到心有余悸。

　　“说实话，（对安全）我有点不确定。透过窗户，我看到宿舍区的街道上空空荡荡，偶尔有人走进商店，不多久就回家了。”

　　38岁的IT工程师列昂尼德表示，恐袭后他既愤懑又困惑，不明白袭击者为何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

　　“我虽然很幸运地没有直接经历过恐袭，但在过去的恐袭中，有一起莫斯科地铁爆炸案就发生在我每天乘坐的线路上。曾经的多莫杰多沃机场袭击对每一个离开和抵达机场的人产生了影响。”

　　28岁的记者叶卡捷琳娜说，音乐厅恐袭事件对每个俄罗斯人来说都是严重打击，特别是对于那些在莫斯科生活和长大的人来说。

　　“我想，很多人在看过音乐厅恐袭的第一个镜头后，他们的记忆都立刻被拉回20多年前的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

恢复需要时间

　　“现在，恐袭已经过去了。在事件影响方面，我的结论是：至少在莫斯科，由于惯性，大家对群体事件仍会存在某种恐惧。”叶卡捷琳娜说。

　　“但与此同时，我们相信，在遭受沉重打击后，俄罗斯特别情况部门将更加谨慎、细致地工作。”叶卡捷琳娜说，“因为对我们的总统而言，恐袭以及对俄的恐吓语言，都是不可接受的。”

　　44岁的私营企业主管瓦季姆表示，“现在街上的人比平时更悲伤，甚至看起来若有所思。”对于安全形势，瓦季姆认为俄罗斯安全状况“良好”，但也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21岁的兼职摄影师西多罗夫对记者表示，俄发起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安全保障措施并无太大变化。

　　“在地铁入口，一直有保安人员站岗，他们会随机检查包裹；在机场和火车站，安检一直都比较严格。街上偶尔可以看到警察巡逻，但在公共场所我从未见过武装保安。”

　　在西多罗夫看来，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安全措施没有变化，是因为莫斯科一直有一种安全感，认为俄首都不会发生严重事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音乐厅恐袭发生后。

　　22岁的高等经济大学学生克塞尼娅·穆尔吉娜说，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大城市的公共安全大大加强。“在地铁里，经常要求将包和背包放在安检带上，正如我注意到的，他们开始检查外国人的证件。在市中心的街道上，可以注意到警卫人数有所增加。”

　　26岁的博士生亚历山德拉·扬科娃表示，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公共场所的安全措施变得更加严格。然而，在所有人群聚集地点确保充分安全是非常困难的。唯一出路是保安的持续警惕，但在恐袭发生时这可能还不够。不幸的是，在此次恐怖袭击中，保安来不及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是最先被杀害的。

　　45岁的房地产经纪人阿丽娜说，袭击发生的第二天，她换乘不同交通工具去上班，整座城市很平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人们的精神状态：沉默而悲伤。

　　阿丽娜说，街头烛火和“哀悼”的广告牌随处可见。“但生活还要继续，还要为此斗争。”

　　“我一定会去教堂，放上蜡烛，为那些死去的人，也为那些误入歧途、犯下这一可怕罪行的人祈祷。”阿丽娜说，“现在我们感到更加团结一心，不会被吓倒。”

　　列昂尼德说，自己周围认识的人的生活一如既往。“人们显得很伤心，但我想说的是，每个人都变得更加关心、照应彼此。”

　　“你不可能对一切无动于衷。”亚历山大说。事发后，由于他的身体情况不允许献血，他不得不放弃前往采血点。“但我的所有具备献血资格的朋友和熟人，都去了采血点。”

　　“在告别一切苦难前，恢复和改变需要时间。”亚历山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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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张全 荣真（com6774澳门永利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

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王蓝萱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