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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陈江:吕思勉与汪叔良的平淡之交

2022年10月27日

  1953年,吕思勉先生依据残存日记,将旧日诗稿辑成一册,加上评语注释,送请赵元成、陈协恭、汪叔良三位老友教正。后来其《蒿庐诗稿》出版时,将自评和三人评语均录入诗后。赵、陈原是早年诗侣,汪叔良则是中华书局任职时的同事,均是一生挚友,其中吕、汪二人的关系罕为人知。

  汪叔良,光绪十三年(1887)出生于江苏镇江。父亲汪启为其取名德厚,汪氏后来亦自署汪厚,以茹荼室、梅花簃为斋名,自号茹荼室主、梅严遯叟等,笔名有厄生、茹荼等。六岁入塾读书,1905年入长元吴三县高等小学堂肄业。翌年,从朱伯虞习英文,年底考取江苏优级师范学堂。1907年,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1914年初,一度在上海闵行小学、民立女中任教,5月入中华书局担任编辑、校对。退出中华书局后,在沪苏两地往返奔波,仍从事教育事业。1952年,在上海民立中学退休后回苏。

  1953年吕思勉整理的诗作便由汪叔良誊抄。笔者有幸得见汪叔良的部分书信、自定年谱残稿,有不少与吕氏的往还记录。其中有一份手稿,记录其帮吕氏誊抄诗稿的情况,并附长评一则,写道:

  顷读吕诚之先生和其友敬谋诗,有句云“摩天健羽摧”。敬谋原作为“相思鬓渐摧”。窃以为“摧”字似嫌勉强,以为应用“衰”字。忆幼时读贺知章诗“乡音无改鬓毛衰”,当时但知为鬓发之白之意也。《全唐诗》亦作“鬓毛衰”,而后章燮所注《唐诗三百首》作“乡音无改鬓毛催”,注“催促”也,言鬓毛催白,以为催白二字似未妥。又见王尧衢所注《古唐诗合解》则作“乡音无改鬓毛摧”,注云“鬓毛摧败,老惫不堪”。俞汝昌所注《唐诗别裁集》亦作“鬓毛摧”,且注云“坊本作毛衰”,衰乃四支韵,恐是“摧”字之误,今改正。《全唐诗》作“鬓毛衰”,坊刻《唐诗三百首》则根据《全唐诗》作“衰”,不必改易。贺知章原诗本作“衰”,集韵十灰,衰音催,仓回切。与《论语》“子昆齐衰”之“衰”音义同。

  评语提及的诗是《庚申端午客沈阳得敬谋寄诗次韵奉答》,《蒿庐诗稿》中附有赵元成原诗。汪氏就其中“摧”字提出商榷,该评语为《诗稿》所无。

  笔者还见到一通吕思勉去世前不久致汪叔良的佚信,写于“七·卅一”,未收录于《吕思勉全集》和《吕谱》。信中提及:

  中华事已有消息否?弟此月许困于左眼结膜炎,又直溽暑,不能作事,间又无聊闷损之至。委撰大作诗序,弟文殊不相称,今日勉成之……仅百首之仅字,乃逼近之义(非以为少),唐人诗皆如此用,如韩文言“张巡初入睢阳城中仅万人”,杜诗“危楼仅百所”是也。《旧唐书》《五代史》中如此用者尤多。

  关键内容是为汪叔良诗集作序,从吕氏《汪叔良〈茹荼室诗〉序》及《吕谱》可知,该序作于1957年7月30日,故可知此信作于7月31日。提到吕氏晚年受困于左眼结膜炎,还勉力为老友作序校诗,可见交情深厚。信末提到的唐代“仅”字古今异义的用法是吕氏颇为得意的发现,早在《论大学国文系散文教学之法》一文中也说过:“如仅字,我们现在使用之法,是意以为少,唐人使用之法,则意以为多(仅字的意义,乃接近某数,如九百数十,近乎千,九千数百,近乎万是。)我们所使用的,实在是古义,然如韩愈《张中丞传后序》之‘城中仅万人’,所使用的亦是唐时俗义,便是其一例。”

  《吕谱》还有两封1957年汪叔良致吕思勉的书信,可以与此信互证。其一是一通残信,提及诗稿之事,追溯了两人近半个世纪的交谊:“弟平生所作诗,虽亦有二三百首,但自觉可存者甚少。然敝帚千金,未忍遽弃。去年夏间曾将历年旧作,凡有语病者,或自觉有疵谬者,尽删除之,仅留九十余首,录为一卷。将以就正于吾兄,乞指其疵谬。自念平生知己,今惟吾兄一人。盖自甲寅之夏,共事于中华书局,今已四十四年矣……”结合《吕谱》可知,吕氏自1913年7月至1918年秋,由同乡前辈也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之一的沈颐介绍,正好任职于中华书局。

  另一通是同年8月1日汪叔良致吕思勉的书信,从内容来看,便是紧接着吕氏佚信的回复——汪氏接到吕氏所作序言,且已有两月未通音信,自然是惊喜不已,因而再次强调二人的交情:“相知之深、相交之久者,惟公一人而耳”。对于吕氏在信中提及的年龄问题,确实如吕氏所言年长三岁。而结交时间,汪氏在前面佚信中也回忆称是甲寅年,此时经吕氏复核后改作乙卯年,故将时间改为四十三年。后来汪氏《梅岩遁叟手订年谱》便将二人结交的起点定为乙卯,应是据此改正。信中还谈及自己和家人贫病的“老来苦”。汪氏苦状,吕氏应是一直知情和关注的,也曾略有帮助。1955年10月19日,吕氏在与好友顾颉刚的信中引荐汪叔良校点古籍,应是为其生计出谋划策。而在顾颉刚子女的回忆中,汪叔良还曾担任过顾德辉的老师。顾氏与之接触后,敬如上宾,且对儿子讲“这真是做学问的人,可惜生不逢时”,并提到曾托汪氏做古籍整理的工作,且十分满意,相信其中定有吕思勉的推荐之功。(顾自珍、顾德辉:《慈父与严师——纪念先父顾颉刚诞生一百周年》)

  与之相应的是,1956年汪氏致信古籍出版社自荐担任古籍整理工作,其中提到中华书局出版的《春秋会要》和《经传释词》便是由其校点,很可能是顾颉刚推荐的。从后来出版的情况看,二书均未署汪氏名字,只是以“校点者”的身份出现。

  由吕思勉晚年留存的日记可知,二人此后保持书信往来,还曾晤面。吕氏是1957年10月9日深夜去世,而9月1日还与汪叔良、陈协恭等人晤面,5号和7号与汪氏仍有书信往还(均遗失),到10月7日又与汪、陈等人晤面,只是这一次几乎等同于老友们最后的告别了。汪叔良不久也于1961年在苏州去世,身后遗稿散失,仅《茹荼室诗稿》一部因当时稍有油印而得以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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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裘陈江(作者为com6774澳门永利历史学系讲师)

来源丨文汇报

编辑丨赵一航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