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致力于用历史眼光来看待一切过去，尝试用不同方法来趋近历史真实，时时为哪种研究理念或方法更为有效而争执不休的历史学家们，在剖析自我时通常却更为踟蹰而克制。在人类2000多年的历史书写传统中，历史学家作为行为主体的“消隐”要远远多于他们的“亮相”。当然有吉本和科林伍德这样的史家写下了或如成长故事或如思想脚注的回忆录与自传，也有布洛赫、哈夫纳和何兆武这样的史家写下了对所经历之时代的感人见证。但与浩若烟海的史著相比，历史学家的“自白”和“证言”犹如沧海一粟。直到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学科对研究领域的重新定义，尤其是对历史研究之主客体问题的深入讨论，更多的历史学家才意识到，向专业和社会公共领域展示其所创造的历史和创造其的历史之间的复杂关联，是何等重要。

《历史与公共记忆：历史学者访谈录》 《历史教学问题》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

　　为此，在学科工具箱中，20世纪40年代起在欧美学界成熟起来的口述史方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被史学史家逐渐运用在本学科的前辈与同仁身上。以个人生活与研究史为主题的史家访谈在国际史学界经历了迅猛的发展，为学科实践增加了一个新维度。有的访谈突出对象的政治立场共性，有的访谈突出话题的共性，有的访谈关注学科内部的代际传承与斗争。与之相比，《历史与公共记忆：历史学者访谈录》是一个相当异质的文本。《历史教学问题》杂志前主编王斯德教授从1997年开始在该杂志上设立“史家访谈”栏目，至2016年共采访了103位历史学家。该文集选取了1998年至2013年发表的46篇访谈，近3/4的受访者是中国史家，其余专家则来自美、德、法、日、俄等国。一方面，受访的历史学家在执业道路的选择与发展上，在史学研究的旨趣、方法和定位上，存在着深刻差异。另一方面，他们面对的也是风格各异的采访者，无论是问题设计还是对谈思路，都不尽相同。

　　可能有人会认为，接受了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对个人历史的处理会比其他人更流畅。其实，历史学家也害怕暴露个人经历会破坏其学术研究的权威性。历史学家的荣誉感和自我保护意识也与其他群体一样普遍。所幸的是，我们在这本文集中读到的这些史家访谈并不是对自我成就的满足与赞美。历史学的职业训练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故事是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他们将历史的“大局”纳入对个人生活的回顾性—内省性考察中，将史学世界内部的发展速率与外部社会的大环境联系起来。

　　这些访谈中，有的问题围绕史家之生活世界展开，受访者详细回顾了自己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学习动机、求学道路和职业生涯。有的问题围绕史家之工作世界展开，受访者要么聚焦于个人维度，细致讲述了自己的研究旨趣、阐释方法、学术观点、治学经验和私人交往；要么将视野投向学科发展，对学科定位、学科组织、机构建设、人才培养和教材编写等活动娓娓道来。在上述言谈中，作为感受者和行动者的史家主体是非常鲜明的，呈现出一段“被体验”的历史。还有一些问题则围绕专业的理论反思展开，受访者谈论了自己对史学之主客观性、专业性与通俗性、历史知识传播、中西史学比较等话题的看法。在其中，作为分析者的史家个人再一次退居幕后，呈现出一段“被思考”的历史。

　　通过这种有重点、无中心的方式，本文集提供了关于中国现当代史学的丰富信息。在域外学者的访谈中，尽管有德国史学理论家吕森等人将代群性作为自我审视的焦点之一，但是总体而言，受到人员数量和话题选择的限制，他们的自我表达更加体现出个体经验的特殊，而非集体经验的普遍。相比之下，国内的受访者能够更多地反映出个人与时代、私人记忆与公共记忆之间的交织与张力。

　　对《历史与公共记忆：历史学者访谈录》的阅读一再提醒我们，历史是由人写的，书写者都有自己独特的个人历史，他们有在自己所写之历史中寻找意义的个人理由。历史是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现在”从未缺席。写史者始终走在两条历史道路上：他写过的那段历史与他活过的那段历史。当然，对自我历史的回顾，也不是直接指向过去，而是将现在作为一个过滤器来梳理自己的记忆。因此，对这些文本的阅读丰富了我们的认知，让我们更进一步体会到专业历史学家在思考“人类意识如何被时间经验所塑造”“个人生活历程如何被集体经验所制约与刻画”和“是否还能继续相信历史学在重新发现与掌握过去上的智力能量”这些问题时的独特感觉。

阅读原文

作者丨范丁梁（作者系com6774澳门永利历史学系讲师）

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赵一航

编审丨戴琪